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近两三年内的水涨船高，本来无人注意的观念摄影一时风生水起，以颇为“壮观”的身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这种在10年前以“新摄影”的名义出现在中国的实验艺术品种，现在俨然成了收藏家和投资者心中的又一块蛋糕。

　　可事实上，这块蛋糕并没有想象的可口。

　　一定有记录以外的影像

　　中国的观念摄影从时间上划分，大致走过了十个年头，从对于行为艺术的记录到把影像本身作为一个表达自己观念的载体，这些在这十个年头中逐渐转变着。

   　提到观念摄影，有一个人一定得提，他就是《新摄影》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一位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刘铮。从他这十几年摄影的经历，能管窥出中国观念摄影从起步到刚刚上路的激情与迷乱。

    　十多年前，刘铮的身份还是《工人日报》的摄影记者。因为喜欢摄影而费尽心思进了报社，之后每天抱着相机游走在大街小巷拍摄车祸现场，或者被接待单位灌得酩酊大醉。曾经对于摄影的热情一点点地被这样的生活磨砺。

 　“那时候摄影就是一个记录功能。自己喜欢的摄影根本没人理，我当时觉得实在是太压抑了。”刘铮回忆说。工作之外，他拼命地寻找自己心中想象的摄影形式，觉得应该有一种形式是游离在记录之外，是表达自身观念的。

　　可是那时候资讯极不发达，几乎什么都接触不到。为数不多的能见到的国外作品“都是从各个地方翻拍了多少遍的，像小人书一样大小的图片。”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召集认识的摄影师“开会”。直到现在，刘铮对当时“开会”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每周大伙聚在一块吵一次架，打三个电话所有人都到。王文澜、解海龙都在屋里，大伙蹲在墙角抽着烟争论，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

　　刘铮说，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他认为一定应该有一种表达自我观念的摄影存在，而决不只是像中国这样只有记录的摄影。惹得大伙都愁眉苦脸地问，“你说的那种摄影在哪呢？”刘铮不言语，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等着吧。”

　　很多影像都是超现实的

　　慢慢地，刘铮对于这样只停留在探讨层面的会议感到了厌烦，1997年，他决定辞职。自己去找答案。

　　离开报社前，刘铮已经在尝试自己的“摄影新思维”，所以刚离开时，刘铮觉得自己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了，但所有的探索都还没有确定的眉目，随之而来的是更迷茫。“我那时每天没事就坐在十字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眼泪哗哗地流，根本不知道去哪。心里还想开不开口找我妈要钱。”

　　1994年，刘铮就开始尝试自己后来的成名作《国人》系列。为了拍摄《国人》，他几乎走遍中国。镜头覆盖了农民、僧侣、流浪者、囚犯、富人、乞丐、戏子、舞女、诗人、未亡人、残疾人、变性人、死尸、干尸及蜡像人物、雕塑人物。

　　“这些‘国人’们往往以怪诞、荒谬、阴冷、愚昧、丑陋、无奈、笨拙甚至是凶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在悚然之余感到阵阵现实的错愕。”摄影家、学者顾铮如此描述刘铮的作品。

　　开始的时候，刘铮还是从纪实摄影的角度出发，“只是想做一点记录，拍拍周围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各种各样的活法。后来我逐渐开始关注各个群落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后来对生存状态也不太关注了，开始对一些终极问题进行思考。我觉得每个拍摄对象都是一面镜子，它们身上都映着我的影子。所以很多影像都是超现实的。这样的风格是在拍摄中一点一点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