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东：请问您是如何到美国去的？能讲一下你去美国读书的经过吗？

费明杰：这是一个六十年代留学生的很苦的故事。我父母是艺术家，当年香港是个殖民地，年轻人没有什么出路，只能帮英国人打工，做艺术差不多没什么事情可以干。我中学时拿到了出国的奖学金，这是一个奇迹。当年美金的比例很极端，但是去的力量很强，我一定要去，吃苦我不怕，不知道不怕的是什么，只是知道不怕。

去了之后，念工业和广告设计。在广告公司实习的一年，我就知道我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自己一天到晚想做雕塑。于是又找奖学金，我找到中部念雕塑，定了终生。中部学校教了我建筑和空间的处理，学了很多机器和所有这些现代的设备。我又拿到了加州大学硕士的奖学金。那时候我25岁，第一次回香港，父亲和朋友欢迎我，开了展览会，赚了钱，就有了一张环游世界的飞机票。

60—70年代是美国最要紧的十年，整个的大背景就是嬉皮士，中产阶级要做穷人，脱离原来的生活。毕业后，我去最早到美国来念书的母校任教。每次到纽约，就感觉要看的东西都在那边，展览看不够，在中部就很少。一个学期会去纽约两、三次，开始心动，要向纽约近一点，开始省钱，三年的时候我离开那份工作。那就是个最大的赌注，去了纽约之后就没有离开。

 

付：纽约作为世界当代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个残酷激烈的竞技场，到纽约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费：那个时候新写实、极简艺术出来。大家开始去纽约的时候，时间条件都没有到，有一批是一冲就冲到纽约。人到了，但旁边没有东西把你扶起来，生活就来找你。我用我省的那笔钱作为一个开始，但马上生活就找到你了，你还是要吃饭，交房租，生存，创作啊。我有很多工具带去没有办法用。

那个时候，SOHO区刚刚开始，只需要一比费用，就可以定一个空间下来，现在成了最贵的地区之一。艾未未、陈丹青、张洪图、陈逸飞是第一代，他们有机会出来，选择纽约，有办法呆下来。但是没有第二批这么红，就是徐冰、谷文达，再后一点是蔡国强。机会不同，这就是中国热，有画商出面，把这个作为一个案子，给顾客看。他们要，我也要一个，每个人去买一张，不贵，可以玩，还有旁边很多人在讲故事，这样就弄起来，潮流一般是十年。美国永远都在变，很活，感情比较短，欧洲的感情比较长。除非你的东西真有其他的力量，你自己要有一个市场才稳定，不然人家把手一放，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