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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一个本来就和古琴相亲的人。
幼年我在长江边生活，一个名为纳溪的小县城，属四川省泸州市管辖，后者以产酒闻名。大概1977年，也是刚打倒“四人帮”，相对于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因我幼时病多，父母工资多用于为我治病，为生活有时不得不向同事借钱），母亲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十分罕见的决定，在县文化馆为我找了一位老师学习扬琴。所以学扬琴也是当时条件有限，选择面也极有限。
老师姓黄名新民，不到四十岁便有些谢顶，系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毕业，原来所学好象是钢琴，可能因县文化馆无力购置钢琴而改弹扬琴。那年我6岁。我总不愿意去记忆他教的谱子，也不耐心去练习那些技法，加上授课时多在周末，总是最有玩头的日子，所以经常逃课。有时等着大人们找到并把我瘦小的身躯拖到桥那头的黄老师家去。我甘愿被拖过去的原由应该和过那座桥有关。桥的正式名称我一直不清楚，只记得底下那条河叫永宁河，比现在成都的府南河宽多了。
桥那头明显更有生气，另借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更“原生态”。除了充满牲畜粪臭喧嚣的农贸市场，一路能随处看见盛着鲜红秸子的竹筐，敲得“叮叮铛铛”的麻糖小贩，还有一分钱一杯的可口“饮料”—— 一根竹签从装薄荷液的瓶里抽出来在玻璃杯里搅一下，水立刻就成了清凉饮料。跑江湖的也爱在桥那头扯场子，一嗓子“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总是开场白。那时敢跑江湖的都有些真本领，我亲自给一位表演硬功的壮汉捡过石子，然后看着他当面用手掌把这些鹅卵石劈成碎渣，火星般四下溅开。不象后来的变得越来越爱耍嘴皮子，真本事反倒没有多少了。
桥那头另有几家“高档商场”。当时有自行车卖的商店就算是很有档次了（我的第一部“飞鱼”牌自行车就是在桥那头买的）。那时和父母单位毗邻的是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我一直觉得工人们比起父母单位那群知识分子来生活的更有颜色。一次我和母亲竟看到有工人从桥下钓起一尾两米多的大鱼，据说是被鱼拖着循着永宁河来回跑了三个多小时。桥上四个工友用竿子绑了硕大并挣扎的鱼抬着，神情颇英雄。那鱼嘴是拱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极可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
那是一个物资相当缺乏的年代，应该更具备清心寡欲的环境可以去修炼点什么东西出来，可我确很快就逃离了扬琴，唯一以后吃饭时见有酱油或醋瓶子，偶尔会左右手各执一只筷子轮番敲打着瓶口，这也是黄老师教授练习扬琴的一种方法，可惜在这里沦为了游戏。或许艺术本来就是一种游戏，可我却总不情愿跨进其中技艺的门槛。再回想起来，黄老师应该挺不错一个人，可惜错过了……不知若干年后唱卡拉OK时，我的音还不大会跑调，是否也和那段音乐简历带点关系？
初中毕业时一家还在四川省偏远的县份纳溪，父亲却专门花费数百元带我去北京一转见世面。在故宫博物院时有艺术学院的学生临摹古画，其时我对国画狗屁不通，竟在旁边议论其临作缺乏神韵，当即招致白眼。但那有古人在松下抚琴的画作我却极神往之，一定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境打动了我。还有可能就是对于一个吃饭更偏爱用手抓的人来说，亲和琴弦时它至少不象扬琴那样还需隔着两枝竹条。但那时古琴给我的印象却是那样的模糊。
小时无事可干，爱在装针药的纸盒上打几根钉子，再绷几条细橡皮筋，然后拿铅笔头拨弄出些声响，摸索着，有时也能勉强 凑出段简单的曲子。我虽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结堆的小环境（当地人称“化工院”），但知识分子们却鲜有琴棋书画的需求，更何况当时我所就读的强烈追求升学率的子弟校了。孩时我属于那种从不练习却总是画得很好的学生，热心肠的小学美术老师樊老师经常拉我去她义务办的学习班，却大多被我逃掉了。在所谓正经事面前，以前的我总是贪玩的。却也有认真的时候，中学时为了登上电影院的晚会演唱一首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为了找到相关的卡拉OK伴奏带，我竟连续逃课从县份到泸州市里面去。
虽后来由于紧张在舞台上忘了些歌词，但就在台上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爱好音乐。
每次放寒暑假，同学总是平均每天做一点，我却先把98%的时间玩掉，再用2%的时间突击作业。以后上课时，我开始在膝盖上偷偷摊上一本被老师、大人们称为闲书、也极不受他们欢迎的“课外读物”——或是《三国》、或是《水浒》、《聊斋》．．．或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尤其喜欢有“义气”色彩的书籍，一本清朝钱彩写的《说岳传》竟被我读了七遍。成人后我读书并不多，那点文学功底就是初中到高中的膝盖头上熬出来的。小学刚毕业, 出于强烈的不适感与个人理想追求,我强烈抗拒进入中学学习。却毕竟年幼,终究无力做自己的主。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的反感，进到了高中我开始名目张胆的拒交作业。虽作文一直是强项，后来竟连作文也拖掉了……
老师站在讲台上反复念：“罗子丹，作业没交上来啊？”第二天：“罗子丹，还没交上来啊？”三、五天后:“罗子丹…怎么……？”最后终于要勉强：“罗子丹…唉…算了……”或许于我是锻炼了某种内在的坚持（也可以说是偏执），但就象一把双刃剑，这种对教育体制的逃离与在校的记忆使我对一切技巧（功课）的学习产生厌倦。但毕竟有时是需要技巧的，这和我以后走上实验艺术的道路有着内在的联系。实验艺术可以根据不同的诉求当下、即时来自由选择并锤炼、使用技巧，听上去比较禅宗，但一定是更仰赖也更能够发挥每个人天然的秉赋。
真正令我感到扑面而来的自由还是一场爆发式的艺术创作。1989年高中毕业之际（预考通过后我立刻放弃了高考），通过“化工院”工会的认可与配合，我在单位的公开大橱窗与展厅举办了个展，形式包括篆刻、剪纸、树皮雕、根艺、砖石雕、水墨、油画等等。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是令人吃惊的，而这批作品主要是我在刚脱离学校后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创作出来的。如此凝聚而又爆发的表现我归功于对学校的真正脱离。至今记得当时我未作任何草稿，一挥而就了十多米的长卷漫画《十年寒窗大回首》，第二天校长就带人找到工会，强烈要求将漫画撤去。
1991年我们全家终于随父母单位从偏僻的纳溪县迁到了省会成都。我一直喜好古董，那时岷山饭店一带的古董店颇多，除了常见的字画，一次我居然看到了一张古色古香的琴，老板说这就是古琴，还是唐代的，我没敢问价钱，却羞怯的用指头在最粗的那根弦上拨了一下……几个月之后,我都能清晰回味弦上的余音。那以后，我一直以为古琴所以叫“古琴”是因为它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古董琴。
为了寻求精神、艺术的自由，93年我离开成都去了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村口不宽阔却多尘土的马路上，经常能看见画家、诗人们甩动着摇滚歌手那样不羁的长发。当时唐朝乐队正走红，其主打歌《梦回唐朝》我印象特别深：“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异族在日坛膜拜古人月亮，开元盛事令人神往。”每听到此，我不免想起那张自称是唐代的古琴和一脸精明而又晦涩的古玩店老板。
北京经历的坎坷却使我真正步入了实验艺术。95 年回成都后我开始了持续的行为艺术创作，甚至成为了国内作品最多的行为艺术家，其间也涉足装置、雕塑、绘画、家具、影像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其实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可以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借路。我尤其喜爱八大山人的画，象自己行为艺术的现场演绎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可能就是一种率性而为。相信高明的琴师能在八大山人的笔触上读出一道道琴谱来。
幼年我在长江边生活，一个名为纳溪的小县城，属四川省泸州市管辖，后者以产酒闻名。大概1977年，也是刚打倒“四人帮”，相对于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因我幼时病多，父母工资多用于为我治病，为生活有时不得不向同事借钱），母亲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十分罕见的决定，在县文化馆为我找了一位老师学习扬琴。所以学扬琴也是当时条件有限，选择面也极有限。
老师姓黄名新民，不到四十岁便有些谢顶，系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毕业，原来所学好象是钢琴，可能因县文化馆无力购置钢琴而改弹扬琴。那年我6岁。我总不愿意去记忆他教的谱子，也不耐心去练习那些技法，加上授课时多在周末，总是最有玩头的日子，所以经常逃课。有时等着大人们找到并把我瘦小的身躯拖到桥那头的黄老师家去。我甘愿被拖过去的原由应该和过那座桥有关。桥的正式名称我一直不清楚，只记得底下那条河叫永宁河，比现在成都的府南河宽多了。
桥那头明显更有生气，另借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更“原生态”。除了充满牲畜粪臭喧嚣的农贸市场，一路能随处看见盛着鲜红秸子的竹筐，敲得“叮叮铛铛”的麻糖小贩，还有一分钱一杯的可口“饮料”—— 一根竹签从装薄荷液的瓶里抽出来在玻璃杯里搅一下，水立刻就成了清凉饮料。跑江湖的也爱在桥那头扯场子，一嗓子“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总是开场白。那时敢跑江湖的都有些真本领，我亲自给一位表演硬功的壮汉捡过石子，然后看着他当面用手掌把这些鹅卵石劈成碎渣，火星般四下溅开。不象后来的变得越来越爱耍嘴皮子，真本事反倒没有多少了。
桥那头另有几家“高档商场”。当时有自行车卖的商店就算是很有档次了（我的第一部“飞鱼”牌自行车就是在桥那头买的）。那时和父母单位毗邻的是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我一直觉得工人们比起父母单位那群知识分子来生活的更有颜色。一次我和母亲竟看到有工人从桥下钓起一尾两米多的大鱼，据说是被鱼拖着循着永宁河来回跑了三个多小时。桥上四个工友用竿子绑了硕大并挣扎的鱼抬着，神情颇英雄。那鱼嘴是拱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极可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
那是一个物资相当缺乏的年代，应该更具备清心寡欲的环境可以去修炼点什么东西出来，可我确很快就逃离了扬琴，唯一以后吃饭时见有酱油或醋瓶子，偶尔会左右手各执一只筷子轮番敲打着瓶口，这也是黄老师教授练习扬琴的一种方法，可惜在这里沦为了游戏。或许艺术本来就是一种游戏，可我却总不情愿跨进其中技艺的门槛。再回想起来，黄老师应该挺不错一个人，可惜错过了……不知若干年后唱卡拉OK时，我的音还不大会跑调，是否也和那段音乐简历带点关系？
初中毕业时一家还在四川省偏远的县份纳溪，父亲却专门花费数百元带我去北京一转见世面。在故宫博物院时有艺术学院的学生临摹古画，其时我对国画狗屁不通，竟在旁边议论其临作缺乏神韵，当即招致白眼。但那有古人在松下抚琴的画作我却极神往之，一定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境打动了我。还有可能就是对于一个吃饭更偏爱用手抓的人来说，亲和琴弦时它至少不象扬琴那样还需隔着两枝竹条。但那时古琴给我的印象却是那样的模糊。
小时无事可干，爱在装针药的纸盒上打几根钉子，再绷几条细橡皮筋，然后拿铅笔头拨弄出些声响，摸索着，有时也能勉强 凑出段简单的曲子。我虽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结堆的小环境（当地人称“化工院”），但知识分子们却鲜有琴棋书画的需求，更何况当时我所就读的强烈追求升学率的子弟校了。孩时我属于那种从不练习却总是画得很好的学生，热心肠的小学美术老师樊老师经常拉我去她义务办的学习班，却大多被我逃掉了。在所谓正经事面前，以前的我总是贪玩的。却也有认真的时候，中学时为了登上电影院的晚会演唱一首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为了找到相关的卡拉OK伴奏带，我竟连续逃课从县份到泸州市里面去。
虽后来由于紧张在舞台上忘了些歌词，但就在台上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爱好音乐。
每次放寒暑假，同学总是平均每天做一点，我却先把98%的时间玩掉，再用2%的时间突击作业。以后上课时，我开始在膝盖上偷偷摊上一本被老师、大人们称为闲书、也极不受他们欢迎的“课外读物”——或是《三国》、或是《水浒》、《聊斋》．．．或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尤其喜欢有“义气”色彩的书籍，一本清朝钱彩写的《说岳传》竟被我读了七遍。成人后我读书并不多，那点文学功底就是初中到高中的膝盖头上熬出来的。小学刚毕业, 出于强烈的不适感与个人理想追求,我强烈抗拒进入中学学习。却毕竟年幼,终究无力做自己的主。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的反感，进到了高中我开始名目张胆的拒交作业。虽作文一直是强项，后来竟连作文也拖掉了……
老师站在讲台上反复念：“罗子丹，作业没交上来啊？”第二天：“罗子丹，还没交上来啊？”三、五天后:“罗子丹…怎么……？”最后终于要勉强：“罗子丹…唉…算了……”或许于我是锻炼了某种内在的坚持（也可以说是偏执），但就象一把双刃剑，这种对教育体制的逃离与在校的记忆使我对一切技巧（功课）的学习产生厌倦。但毕竟有时是需要技巧的，这和我以后走上实验艺术的道路有着内在的联系。实验艺术可以根据不同的诉求当下、即时来自由选择并锤炼、使用技巧，听上去比较禅宗，但一定是更仰赖也更能够发挥每个人天然的秉赋。
真正令我感到扑面而来的自由还是一场爆发式的艺术创作。1989年高中毕业之际（预考通过后我立刻放弃了高考），通过“化工院”工会的认可与配合，我在单位的公开大橱窗与展厅举办了个展，形式包括篆刻、剪纸、树皮雕、根艺、砖石雕、水墨、油画等等。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是令人吃惊的，而这批作品主要是我在刚脱离学校后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创作出来的。如此凝聚而又爆发的表现我归功于对学校的真正脱离。至今记得当时我未作任何草稿，一挥而就了十多米的长卷漫画《十年寒窗大回首》，第二天校长就带人找到工会，强烈要求将漫画撤去。
1991年我们全家终于随父母单位从偏僻的纳溪县迁到了省会成都。我一直喜好古董，那时岷山饭店一带的古董店颇多，除了常见的字画，一次我居然看到了一张古色古香的琴，老板说这就是古琴，还是唐代的，我没敢问价钱，却羞怯的用指头在最粗的那根弦上拨了一下……几个月之后,我都能清晰回味弦上的余音。那以后，我一直以为古琴所以叫“古琴”是因为它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古董琴。
为了寻求精神、艺术的自由，93年我离开成都去了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村口不宽阔却多尘土的马路上，经常能看见画家、诗人们甩动着摇滚歌手那样不羁的长发。当时唐朝乐队正走红，其主打歌《梦回唐朝》我印象特别深：“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异族在日坛膜拜古人月亮，开元盛事令人神往。”每听到此，我不免想起那张自称是唐代的古琴和一脸精明而又晦涩的古玩店老板。
北京经历的坎坷却使我真正步入了实验艺术。95 年回成都后我开始了持续的行为艺术创作，甚至成为了国内作品最多的行为艺术家，其间也涉足装置、雕塑、绘画、家具、影像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其实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可以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借路。我尤其喜爱八大山人的画，象自己行为艺术的现场演绎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可能就是一种率性而为。相信高明的琴师能在八大山人的笔触上读出一道道琴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