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被主流社会看成是放荡不羁的异类。他们的聚居区曾天然地成为治安监控的重点。

　　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自信与宽容，多年来处于地下文化状态的艺术社区终于浮出了水面，并从边缘向中心靠近，成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部分
　

　　“艺术也不能够给人带来安慰。人类得探寻种种力量丰富自己，艺术只是其间一枝。生存就是战争，劳动就是武力装备和征服的工具性前提。”

　　定居于宋庄“画家村”的唐城如是说。这位年轻的雕塑家，已经买下了这个京郊的小院，种了杏树和蔬菜；去年收获的葫芦随意地挂在春天开花的枝桠上，在他并不明亮的小屋里，凌乱地散着电脑、书，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秋千架，将屋子分成两半。

　　这里是宋庄的“聚义厅”之一，常常是艺术家们的聚会场所。

　　圆明园画家村和它下的“蛋”

　　从北京的中心商业区(CBD)到宋庄，只有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虽已住进了上百名艺术家，但从宋庄的外表却看不出它与别的典型的北方农村有什么两样。只有走进屋里，才能感受到这些“搞艺术的”，与他们的农民邻居是如此不同。

　　唐城生于1973年，从山西漂到北京。雕塑支撑了他的精神，但是没有能足够支撑他的生活。他自嘲为“生计空腹青春梦，寂寞花开几度春”。为了生存，他常常不得不到外地打工，但是无论生活如何窘迫，对于艺术理想他仍然执着。

　　唐城代表了宋庄“画家村”里的一类人的生存状况，在重重的压力下，以最原始的生活形态，勾勒、同时也消耗着艺术梦想。

　　一本《黑白宋庄》的画册上这样描述：每个“落草”宋庄的艺术家都需要有一种跳水的勇气，以都市文明和方便为代价，换取“闲暇和自由”。

　　1994年起，一些知名画家开始进驻这里，据说宋庄最鼎盛时有艺术家近三四百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上至70多岁，下至20出头，在艺术家开的餐厅“三元里”，提供绝无仅有的三块钱的自助餐，一时人声鼎沸。“三元里”后来终因支撑不起而倒闭，但还是给后人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类似宋庄这样自发形成的“艺术社区”在中国并非独一无二。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艺术家出于自由倾向和现代意识，在京郊自动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村落——圆明园画家村，成为画家村的鼻祖。1995年它被彻底取缔后，如今又遍布于北京城乡，已出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画家村落——如通州区的滨河小区，昌平区的上苑，朝阳区的花家地、南湖渠等。90年代末，离北京轻轨站不远的霍营，则成为中国摇滚音乐人的聚居地。

　　从2002年始，一批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开始进驻离北京CBD仅半小时车程的大山子(因其所在工厂的代号，也被人们称为798)，大批租用和改造空置厂房仓库，成为北京、全国乃至亚洲先锋艺术的潮流顶端。几乎与此同步，在上海的苏州河沿岸，一排排民国年间的旧仓库里涌进了一批现代艺术家。

　　以798为代表的仓库艺术的出现，将“画家村”式的自我封闭的初级艺术社区，升级到对外开放的“LOFT”式的相对豪华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798才开始了真正与国际艺术社区接轨的尝试。

　　2003年，北京首度入选美国《新闻周刊》年度十二大世界城市，原因之一就是——798艺术区的存在与发展，证明了北京作为世界之都的能力和未来潜力。

　　“国务院级”的与“村民级”的艺术家

　　每年，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实现艺术梦想的人络绎不绝，而其中，画家占了大部分。他们大都不是美术科班出身，素质千差万别，六七十年代出生，受过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洗礼的人占大多数。

　　来自湖南的“艳俗艺术”的始作俑者，现今的艺术评论家杨卫曾经是圆明园画家村中的一员，他回忆说：“当时是一种莫名的理想主义冲动，大家聚拢起来，创造机会，聚集到圆明园的废墟上，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这些艺术家们大都不拘小节，衣饰另类，试图建立一种远离常人的独立生活方式。但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他们大部分人不看报，也没有电视，但对于国际文化市场的风吹草动却了如指掌。自由乐评人马上向记者稀松平常地列举着国际音乐圈新近发生的大事小事，而不久前，他的一份“正当职业”是在丰台的工地上做民工。

　　他靠的是网络的便利，而其他的流浪艺术家们则靠最原始的口口相传来捕捉风向了。于是在破旧的农民屋、厂房里，落魄的艺术家们奔走关注着国际艺术的嘉华年会，并寻找任何可能的一线商机，“画家的嗅觉都很敏感。”定居上海的画家琨·布雷告诉记者。

　　金钱成为中国艺术社区的兴奋剂，这成了中国特色的艺术社区规则。“这和欧美国家艺术社区首先追求另类的生活方式有本质不同，”北大学者于长江说，在中国艺术社区，“成功是第一位的，生活方式是第二位的”。

　　在宋庄，方圆数里内，既有功成名就的豪富，也有为生活煎熬赤贫到失声痛哭的画家。画家冉冰告诉记者，最穷的时候他从里到外摸不出一分钱；而马上也曾有过十几天熬米汤，撒点盐当饭的日子。他们羡慕地提到了宋庄的富人方力钧，一幅画可以卖上百万，“那是国务院级别，我们顶多是村民级”，名气与利益在艺术社区内构建了一个森严的阶层壁垒，不同的等级相互并不往来。

　　“在画家村，即使你身上没有一分钱，短时间内也饿不着，总有哥们能够接济”，“村民级”的冉冰不无自豪。不过，一旦有画商来，他也绝对不会遍撒恩惠，而只会带他到相熟的朋友家里串串。

　　艺术社区里的义气与利益一样，在营造着一个另类江湖，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规矩。

　　艺术社区：从边缘到中心

　　北大学者于长江提到当年的一个笑话，“当时几个朋友离开圆明园画家村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回来一看，发现每个房东都已经在家中支起一个画架，拿着画板和画笔，正在聚精会神创作后现代派的作品呢……”当初，村民们对画家们讽刺有加，但是在画家们遭驱逐后，他们又惘然若失。

　　从微观的角度看，这其实是典型的常人和画家们的互动，它是一个缩影，显示出了今天艺术家和社会主流“和解”的征兆。而在今天的宋庄画家村，农民们特地在院子里搭起了各种式样的小屋，专等着租售给画家。虽然他们对现代艺术全然不解，但是也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宋庄的变化。

　　与民间及政府对艺术社区宽容度的增长相比，中国艺术社区里的艺术家们也在努力学习宽容，从起初简单地盲目抗争到力图适应周遭的环境。

　　比如宋庄画家村的艺术家们虽尚未完全享受“村民待遇”，装电表、交水费，包括安电话都要比本地村民贵许多，但是艺术家们觉得尚可接受，心态平和，他们甚至集资修马路，要改善一把周边环境。在宋庄，已经有接近1/3的画家买屋，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的孩子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在宋庄上学。至少在生存环境上，一个曾经是另类的社会区域，开始不自觉地融入到主流文化中。

　　今天，中国最著名的几个艺术社区都在面临拆与留的关口。798的物业管理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证实：798将要变成工业区，他们已停止向外出租一切空间。上海入住西苏州河路东南米厂的画家和画廊老板们也接到动迁通知，他们那里已经交由房地产商开发，将耸立起一楼新建筑，名为“圣骊澳门苑”。同样的担忧也发生在宋庄。

　　2002年年初，上海大学通讯学院副院长、市政协委员严壮志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保护苏州河沿岸艺术仓库的提案。2004年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象群教授联合了10多位人大代表，向北京市人大及市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保护798的提案。今年4月底，北京市人大将派代表视察该区域，听取汇报。

　　李象群教授介绍，同样的动议在昆明上河创库也得到了响应。

　　仅仅在10年前，这还不可想象。

　　当时圆明园画家村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主流社会看来可谓放荡不羁。他们几乎是第一批放弃公职，或者是从体制内溢出，被迫尝试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人。在世俗眼中，他们变成没有正经职业，留长发、喝酒、追北大女生，行为浪荡的一拨人，他们的理想不被谅解，天然地就成为了治安监控的重点，结果被政府强制取缔。

　　但是随着先锋艺术逐步被认同，多年来处于地下文化状态的艺术社区终于浮出了水面，并从边缘向中心靠近，成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当年的画家村与北大不过两站地，但是90%的北大人不知道圆明园画家村的存在。而如今的798，从工作室到俱乐部均对外开放，平均每15分钟就接待一批参观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吴晓明介绍，在成都郊县，政府采取措施欢迎艺术家入住。有媒体报道说，都江堰市聚源镇甚至预备打造一个国际“画家村”，文化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于长江认为，从艺术社区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中国进步之大，“关键是人们自信了，自信人就宽容了，社会就能容纳多样性了”。

　　于长江把过去的10年，称为中国艺术社区的“黄金十年”。他对中国艺术社区的预测是：“它们会越来越变成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变成人们某种兴趣群体的俱乐部或活动中心，或者一种日常的休闲娱乐场所、观光旅游点，或者变成一个产业，比如和资本结合成为资本周转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个投资方式，完全变成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环节。”

　　“一个社会必须不断有人甘愿付出代价，站出来开拓一种‘可能性空间’。”这，或者是艺术社区在过去、今天、将来的所有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