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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组合电影《11'09'01，9月11日》：11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导演，11部长度为11分9秒的短片，11个跟“9·11”有关联的故事。拍这样一部电影是一个很讨巧的构思，制作方摆出一副“听听美国之外还有什么声音”的姿态，而且选择了有影响力的威尼斯电影节，使得这部电影不至由于缺乏全球发行宣传的能力而使声音被淹没。制片方告诉这些导演，以“9·11”为出发点，可以结合各自国家的经验。
这部电影在电影节上引起轰动，每个片段结束后，观众都给予热烈的掌声。肯·洛奇的那个片段获得的掌声最多。他是一名英国导演，1998年，他拍摄了《我的名字叫乔》达到个人生涯顶峰，那时他已经62岁。今年戛纳电影节上，他的《甜蜜的16岁》也引起轰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他一向关注的题材。尽管肯·洛奇同情美国人的遭遇，但他也有别的话要说。这一次，他拍的是一个生活在英国的智利歌手写给“9·11”受害家庭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告诉美国人1973年9月11日，一个美国支持的政府如何让智利变成了苦难和死亡之地，当时智利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阿连德政府因为美国人的干预而垮台。
11位导演中，只有肖恩·潘和米拉·奈尔打算把自己拍的片子做全球发行。肖恩·潘的美国人和电影明星的身份让他的电影格外受人关注，人们想知道他如何在爱国和个人看法之间选择。肖恩·潘绕过了判断，而指向了一种生存状态，即有的人是如何无视眼前的世界。影片中的欧内斯特·波热奈是如此地关心自己的小世界，以至于看不见眼前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双塔倒掉的悲剧性画面，而把眼光转向如何安置花花草草上。米拉·诺亚出生于印度，《季风婚礼》使她受到国际影坛关注，但她一直以纽约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基地。在她的那个片段里，一位生活在纽约的巴基斯坦女人的儿子在“9·11”中失踪，她尚未从伤痛中恢复，更让她震惊的是联邦政府竟怀疑她的“好美国男孩”的儿子可能是恐怖分子。事后证明她的儿子是一名英雄。美国人先入为主的判断只来源于一个事实:他们的穆斯林身份。
波斯尼亚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已经在《无主之地》里把所谓的国际组织嘲笑了一回，所谓的战地记者不过是为了争新闻，所谓的维和部队比一个撒谎的人也好不了多少，陷入内战的波黑人民还是只能自己躺在地雷上。如果他在《无主之地》里把矛头指向美国人，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极有可能就不是他的了。现在他要接着告诉美国人，跟美国人相比，他的国家人民受苦更大。1995年7月11日，Srebenica小镇有8000名穆斯林被屠杀，寡妇们每个月的11日都在小镇广场上抗议这一恐怖行径。2001年9月11日，她们稍稍迟疑了一下，迅速离开了电视机，而平时她们就云集在电视机的周围进行非暴力抵抗。丹尼斯·塔诺维克想借此表达的是，在他的国家陷入战争时，美国人袖手旁观。
一位美国人在看到有关《11'09'01，9月11日》的报道后，在网上发言说，看来反美的情绪不只在中东地区才有。他把别人的情绪看得太简单了，其实在电影里表达出来的观点不是单单用“反美”两个字就能说明的，尽管有的短片里确实含有自作自受的意思。埃及导演尤瑟夫·夏因是一位阿拉伯基督徒，他的电影拍得相当直接。一位电影工作者，其实代表查汉本人，在双塔倒掉之后，取消了在纽约安排好的日程安排，到一处荒凉的海滩沉思，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士兵的鬼魂，1983年死于黎巴嫩，稍后，他又遇到一位巴勒斯坦“人体炸弹”者的父母，父亲说:“布什决定了谁是恐怖分子。”后来，他还遇到了“人体炸弹”者本人，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最后的结论是美国要对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国内造成的不幸负责，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没有人会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做武器，宁愿与敌人一起死也不愿在被占领地生存。
最温和的片段是伊朗导演萨米拉·麦马巴夫拍摄的。在一座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位年轻的伊朗教师试图跟她那些只有6岁大的阿富汗学生解释发生在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悲剧，她让学生们站在砖窑边好给他们一些灾难的直观感受。学生们却告诉老师，他们比老师更知道什么叫恐怖，因为他们的家庭都曾经历过这些，一个孩子说他家一个女亲戚塔利班(那时美国政府是支持塔利班的)以通奸的罪名被活埋在沙石中。后来，老师说:“还好，你们还是孩子，保持你的纯真。”同时参与这个计划的还有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法国导演克劳德·勒鲁什，以及阿加多·冈萨雷斯等等。有评论已经开始对电影里的“反美”情绪表示不满，有理由相信，制片方事先已经知道这部片子可能会引起的批评，尤其是可能会引起美国人的反感，所以没有安排在9月11日放映。这部电影至今没有在美国放映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