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意时代的资本

跨入21世纪以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率先掀起了一股研究创意经济的热潮，它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研究者，以及战略研究家的重视，从研究“创意Creativity”本身，逐渐延伸到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和生产活动，即“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 又延伸到以创意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即“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 逐渐聚焦在具有创意活力的人力资源，即“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和管理人士，认为创意是人类的一种智慧创造，是一种产生财富和文化积累，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城市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技术改革，商业革新和提高一个城市及国家竞争力的经济驱动力。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意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人类活力的中心。随着创意活动的开展，它产生一些新的、革新的和有价值的物质而连续地成为现代人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城市竞争的核心要素，就是能否培育更多的创意能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著名学者Richard Florida在他所著的《创意精英Creative Class》（2002年）一书中，率先分析了富有创意的人力资源－创意阶层，解剖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个性特征和生活形态，以及他们如何成为生产力的中心环节。随着，他与Irene Tinagli合作的关于《创意时代的欧洲Europe in Creative Age》的研究，对主要工业国家的创意活力做了深入的比较，得出了美国创意投资的数量超过许多欧盟国家的结论，提出了欧洲如何在创意经济时代迎头赶上、焕发活力的理念，激起了广泛的热烈反响，而John Kreidler主持的针对硅谷文化创新所提出来的《创意团体指标Creative Community Index》，则引起了人们对于创意指标的可量化的研究和分析，引发了人们对一个城市怎么样才能激发创意活力，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汇聚大量创意资源的深入思考。

香港大学许焯权博士Dr.Desmond Hui领导的香港创意指标研究课题组，在进行香港创意产业研究的基础上，则进一步提出了推动香港“创意经济”的四大资本形态，即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四大资本中的某一些如文化多样性，如果拆分开来的话，从金融角度看，并没有表现出资本的活跃特性。但是，从创意的角度看，资本的四种形式是相互补充的，也是一个相互依托的系统。比如，一个城市如果缺乏承付给艺术和文学发展的公共部门和法人的资源、缺乏对创意、艺术、艺术教育和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普遍文化标准、缺乏全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的广度和比较高的水准，那么，它就难以产生新思想和新主见，难以加大创意的生成。随之，它就难以建立信用、互惠、合作和充足的社会网络，难以丰富集体福利，活跃社会表达机制和市民承诺机制。这样，就难以吸引优秀的创意精英和其他优秀的人力资源，而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发展动力。

而且，由四大资本形态所推动创意活动不仅仅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能够使普通民众更多地分享社会的财富和各种福利成果，提高了社会的平等和谐程度。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能够拥有多少创意资本，他们之间的支持和配合达到什么程度，直接决定了创意的活力和经济效果，决定了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后劲。可以说：“创意致远，资本制胜”这两个理念，在创意经济的更高层面上，实现了相互的渗透和结合，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也对一个政府的决策人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注[1]

二, 创意园区的奥秘

如果说，创意时代的到来，呼唤着创意资本的汇聚。那么，创意产业园区的实践，则呼唤着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它应该是一种连接过去（丰厚的文化遗产）、未来（创意的文化产业）、现在（社会共享的多元文化），而以个人创意和产业化的组织形态作为核心的一种族群结构，是一种远比一般城市和村镇生活更能聚居创意资源的优良社会结构。

从许多国家和城市的实践看，所谓“创意产业园区”似乎没有一定之规，规模可大可小，其中，有象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地区那样，以大学为基础而连接信息、软件、游戏等产业的科技型园区，充满了科技和研发的攻关气息；有象中国台北市的华山艺文特区那样，以“第三部门”主办为主，洋溢着自由创造的气息，吸引大批文化人、艺术家、会展工作者、设计师等，来这里举办各种创作、会展和交流活动的“艺文之家”，也有象已经启动的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那样，在中国加入WTO和实施CEPA，推动深港经济一体化和战略性重组的大背景下，以“孵化＋投资”成为基本模式，按照“企业运作，政府支持，行业集中，功能完善”的基本原则，吸引活跃的创业投资，形成具有研发、投资、制作和培训的产业基地；还有象英国的许多中型创意园区，比如英国中部的雪菲尔德市（Sheffield），为英国第四大城市，人口约有50万，在火车站对面有一个名声很大的文化产业区（Cultural Industries Quarter）, 它并没有巨大的空间面积，而是以“族群效果”或者说是“群聚效益”（Cluster）为主，包括了31栋文化和创意建筑，比如千禧年博物馆、大学科学区、图书馆、BBC电台、Site画廊、艺术家村、油画陈列馆、艺术工作室、投资机构、中介代理、电影院和娱乐中心、咖啡厅等，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相互聚合、渗透激活的“引爆效果”。

创意产业园区的族群结构

从这些创意园区的经验看，最值得上海借鉴的是：

第一，创意园区的基础，在于寻求准确的市场定位。发展任何创意产业，都必须紧紧抓住市场，有明确的创意市场定位、营销策略、整合计划，以及专业的营销人才。上海搞创意产业到底是面对中国市场，还是面对华语市场，或者东南亚市场，甚至全球市场，假如没有明晰的定位，竞争就难以取胜。

比如英国搞创意产业园区，起步比较早，而且具有清晰的市场定位，首先是面对全球英语文化市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市场，接着是面对欧洲大陆市场包括非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市场。近年来，英国的创意产品，比如“哈里·波特”“古墓奇兵”和长盛不衰的“007系列电影”，都能搭上美国流行文化的消费轨道和市场网络，进而畅行全球成为大赢家。2003年6月，由英国女作家罗琳创作的长篇小说《哈里·波特》第5集英文版首先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区发售。结果，美国销售商Scholastic第一轮就发行680万册，第二轮发行170万册，总计发行850万册。而在美国Barnes＆Noble旗下630家商业连锁店，在开始销售的第一个小时里，竟然销售了28.6万本，差不多每一秒钟卖出80本《哈里·波特》，达到一个惊人的销售纪录。而美国的网上书店亚马逊公司（Amazon.com）则向全世界发送了150多万册《哈利·波特》新书，使亚马逊公司本身的股票也为之上升。

第二，创意园区的生命活力，在于上下左右“贯通”。不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私人项目要上下贯通，没有歧视，相互配合，而且在投资、服务、营销、中介、物业等各个环节，也要左右贯通，还有内容研发、加工生产、发行营销、中介代理等各个环节，都要畅通合作，正好比一个人，浑身的血脉和筋络贯通了，才能精神饱满，生机勃勃。

搞创意园区，土地和建筑物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关键是人和各种资源的默契合作，整合流动。现在有人把创意园区，变成了变相炒作房地产，只等造好楼房，土地升值以后，可以坐享厚利，实在是南辕北辙，必须引以为戒。记得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许多艺术家工作室、创意坊和文化社区，则自称为繁忙的“蜂房”，把丰富的产出作为勤奋工作的基本目的。创意园区的建设者，应该建筑这样一个蜂巢，真正的动力来自成千上万个小单位，蜂王的使命，不过是鼓励和协调，勤奋智慧的蜜蜂们自然会有巨大的创造力。而一旦形成了贯通的机制，仅仅不同环节之间的相互启发，也能产生巨大的创造活力。正如购买公益彩票，每一个“彩友”多拿出100元加码，一等奖的金额就会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前面讲到的“哈里·波特热”，是由许多出版商、杂志社、电影公司、音像制品公司、玩具公司等共同发动起来的，它不仅仅为英国人带来了滚滚利润，使作者罗琳夫人的财富达到2亿英镑以上，而且连美国微软公司也来“搭车”。微软公司迅速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流行文化的创意，并且与自己的软件开发结合起来。2003年7月，比尔·盖茨在一次全球软件经销商的会议上，为了向全球电脑游戏零售商们推广新的软件，竟然把自己打扮成哈里·波特的模样，戴上一副哈里·波特式的黑边眼镜，骑着一把大扫帚冲进会场，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形成很好的推广效果。

第三，创意园区的发展机制，在于多学科人才和多样化组织的有机整合，不但有专业化的分工，而且有文与理、设计与操作、创意与营销等交叉经营的良好氛围，这才能刺激人们的创意，让他们在不同思想和学科的碰撞中产生智慧和热情。

Richard Florida曾经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在最富于创意活力的地区，也是科技研发人员和文化艺术人才，都能各得其所的地方。正好比，一个时代的大师级人物，往往是文理兼备的通才，如爱因斯坦爱拉小提琴，华罗庚能写非常精彩的旧体诗。在许多创意园区里，似乎集中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严谨而认真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等，充满了科学思维的认真精神，而另一种是地地道道的“波西米亚人”（这是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想一想艺术家村里留小辫子、蓄长发和胡须、天马行空般的人物吧！），包括艺术家、文化人、传媒工作者、各种自由职业者比如媒体撰稿人等，充满了异想天开的创造和想象。其中还包括了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信息。

因为恰恰是这多种人才和文化背景的整合，带来了文与理、严谨与浪漫、理念与操作的碰撞，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头脑风暴，这就需要创意园区具有更为和谐宽容的氛围。有关专家在分析了美国主要城市的创意指标后，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而有趣的现象：那些健美活动开展最活跃、人们身材曲线相对健美的城市，也是创意活力最旺盛的城市，比如西雅图、华盛顿、丹佛、波士顿等；而那些比较慵懒而迟钝，人们身材普遍过于肥胖的城市，也是创意活力许多淡漠的城市，比如克利夫兰、匹兹堡等。或许这是因为：富于创意活力的人群，常常把工作、审美和生活融合在一起，他们在生活中发现创意的乐趣，在工作中发现生活的惊喜，按照人的理想来锻炼身体也让他们获得创造和美的快乐，因为人体的视觉信息也许是激发他们创意灵感的最好触媒之一。上述的统计和结论，是否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在许多创意产业园区，都有比较完善的健身和休闲设施，而且普遍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创意一族在“紧张”与“放松”、“压力”与“兴奋”的交替中，激发最大的创造热情，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上海活力的开发

今日的上海，正面临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际化程度，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大课题。放眼看今日的世界，“人才渴望资本，资本也寻觅人才”，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不但是向法治健全、市场规范、成本较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流动，更在向创意人才最密集的地方流动。因为创意人才和创业资本的结合，正是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启动之钥”，它们之间有一种天生的磁性吸引效应。正如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美国各州州长所说：“够了，别再说你那里税率如何优惠和高速公路怎么多了，在惠普的决策人看来，哪里汇聚了优秀的创意人才，我们就到哪里去办企业！”

而上海要吸纳大量富有创意的人才，就要研究创意人才的特殊规律。创意是一种具有巨大市场容量和应用潜力的宝贵资源，但是创意不是装在易拉罐里的浓缩橙汁，也不是随意移植的小树苗，最大的创意资源库是活的优秀人才，汇聚创意人才应该是上海最重要的发展投资之一。环顾海内外的成功实例，从“知识英雄”比尔·盖茨，到“梦工厂”的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再到中国的丁磊等“IT新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第一，具有强烈的创意冲动，不但善于冲破旧的发展观念，颠覆旧的要素组合方式，而且善于创造新的理念，重新组合各种要素，焕发出比过去大得多的生产力；第二，依赖灵活高效的创业投资，以便迅速地实现科技和文化成果的市场转化；社会和市场对他们的反响越热烈，他们的创意活力就越旺盛；第三，喜欢在汇聚了多元文化，科技和信息业发达，社会秩序良好而宽松和谐，尊重创新而经常有思想碰撞的城市里生活，让这种“头脑风暴”去催动创意的风帆。

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登昆艳，今年秋天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1世纪，华人精英去上海》，他感慨：仅仅开埠100多年的上海，恰恰是历史与未来，传统与创新、城市与移民融合得最好也是最丰富的地方。仅仅是黄浦江两岸绵延十多公里的工业建筑群，就如同一首波澜壮阔的交响乐，纪录了19世纪以来中国工业文明的沧桑巨变，是世界几乎仅有的老工业建筑群和文化遗产。能够在这里把旧工业建筑，不但保护好而且转化成为顺应21世纪发展潮流的创意产业园区，这是一篇多么激动人心的辉煌乐章，也是一个设计师多么难得的人生机遇。这一举措已经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可以说，上海雄浑的历史背景，为每一个优秀的创意人才，都创造了一种放大效应，让他们的每一项成果能够变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事件Event！这是很发人思考的。有鉴于此，上海要形成适应时代特点和上海特征的创意产业，尤其要开发新的思路和策略：

第一是要树立新的人才定义，高层次不一定是高学历和高资历，而应该是高素质、高能力和高产出率，而且是多学科人才的有机综合。爱迪生小组当年在美国新泽西的门罗公园建立实验室，自称为“发明工厂”，而且宣布要“每十天发明一件小东西，每六个月发明一件大东西”,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发展创意产业，应该不拘一格，向海内外人才广开方便之门，不但承认高学历的常规人才，而且对缺乏高学历和高资历的优秀人才，给予非常规的宽容和鼓励；

第二是要发挥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优势，政府的任务主要不是“投”，即找到好的项目并且向它投资，而是“融”，即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建立各种科技研发基金、文化创新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建立起针对出资人的资信评价体系，以资信等级为依据，实施对出资人融资能力的宏观调控，今后主要不是单纯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而是要建立一个成本最低、信息最灵、效率最高的融资环境，让更多的创意人才和机构来上海融资，让更多的投资者在这里找到科技和文化的发展项目；

第三是建立宽松、有序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不但要建立制度上的信任，而且要有广义上的信任，也就是政府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一视同仁，政府对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平等信任，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广泛信任。社会的资源，不但向周边地区的人才开放，而且向海内外的人才普遍开放，宽容失败，鼓励创新，让各种创意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第四是加强创意产业“走出去”的研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上海创意产业“走出去”的核心要素，是要研发出大批既代表中国民族文化、又为国际市场所欢迎的优秀产品。中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丰富文化资源，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但是，中国的大部分文化资源并不能直接变成国际文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必须根据国际主流文化市场的要求，进行再开发和再创造。正如日本导演黑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