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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点，也表现在以南京的当代艺术家群体为代表的南方（江南）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中。他们相比较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艺术家（这里所表述的都是指当代艺术的范围）而言，并不像北方艺术家（这里表述的“北方艺术家”也包括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的南方籍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创作的语境已经“北京化”了）那样热中于时髦的政治、文化冲突等更加“宏大”的题材，而是用一种个人化的语言方式表达个体对于生命的体悟，或者是对于历史文化的个体生命化的体验。这样的语言方式从“流行”的角度而言，也许并不是那样的“当代”。但是，对于日益浮躁和表面固定符号化的当代艺术现实而言，这种更多的体现了个体化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语言方式，至少给语言和题材日益枯竭的当代艺术提供了“另一种”的选择方式。这是我们选择上述三位艺术家来代表具有“江南气质”的当代艺术的第一个前提。
下面再论述与上述三位艺术家创作背景有关的另一个地域概念——南京。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号称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在今天南京的中华门西南侧建城，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迄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以及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共10个朝代和政权在南京建都立国。作为历史上除苏州之外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南京所代表的“故都文化”正好和上述的江南的士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互为补充。
南京号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可春游“牛首烟岚”，夏赏“钟阜晴云”，秋登“栖霞胜境”，冬观“石城霁雪”，似乎满城王者气，千秋霸主业。但是我们综观南京二千多年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南京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贯穿了失意和败落的历史。
南京之名始于明代初年，之前有金陵、秣陵、建业、建邺、建康、白下、升州、江宁、集庆、应天等名。据传是因战国时楚威王见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而得名。明成祖时国都北迁，应天府改称南京。太平天国称之为天京、清朝称为江宁，辛亥革命以后再改称南京至今。前前后后一共竟有四十多个名称，这是全国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这种名称多变的背后，是政权更替的频繁和短暂。
南京虽然号称“十朝”，但十个政权执政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百年，时间跨度却历经十七个世纪，都是些短命的没出息的小朝廷。在南京的政权历史中，给我们印象更深的似乎是“后主”这个概念，陈后主（叔宝），李后主（煜）……，偏安之主，亡国之痛，充斥了南京的历史记忆空间。包括后来的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以及蒋介石的挥泪中山陵。所以，从历史的变迁和兴衰来看，这种文化可以称为“偏安文化”；从历史的感受来说，则是“悲情文化”。没有一个历史名城如此充满浓重的亡国气息，亡国之恨是南京历史中永远的痛。
在南京的历史中，还有着关于杀戮的悲痛、惨烈的记忆。回望历史，一千多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持续不断的大屠杀，着实让人触目惊心。那时南京曾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刘宋、萧齐两代，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最高权力之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大屠杀，骨肉相残，刀光剑影。明朝的“靖难之役”，太平天国的“杨韦事变”亦是杀人无数。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更有30万人死于日本禽兽的屠刀之下。一个城市有这样血腥、惨烈、持续的屠城记忆，这在全国的城市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政治的无常、命运的乖戾、生命的短暂，所有这些的历史经验，导致了行动上的两个极端倾向。一方面造成了宗教的流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同时在文人士大夫普遍的有着消极情绪，他们寄情山水、放浪江湖，隐逸之风盛行。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及时行乐的心理，人们沉溺于享乐、苟且偷生。而江南经济的发达与偏安王朝国势羸弱的矛盾状况又成为这种心理普遍滋长的温床，终于形成了宫廷和社会的生活浮荡、侈糜和病态的繁华。东晋、南朝、南唐时期，浮靡文化更遍及江南。陈后主、李后主，将浮靡文化推到极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十里秦淮的桨声灯影……。在这样充满大喜大悲的金陵文化中，就孕育出一种节奏缓慢、温柔富贵、“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生活的诗性情调。他们不善先锋，只求逍遥、雅玩。这两个极端的倾向终于在江南园林这个只有江南的文人才能发明出来的居住样式中统一起来了。隐逸和侈糜、象征性的山水江湖和温柔乡中的销金窟终于在寓含着诗性的感伤怀乡情绪的园林意象中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这种诗性的感伤的怀乡，其实是金陵文化乃至江南文化的精髓。
历代政权的频繁更迭，战乱乃至屠杀造成了对金陵文化的破坏严重。每一次战乱、动荡之后，紧接着的是外来人口对城市人口的大量补充。这个情况在1949年之后更为突出。这种城市人口的流动性造成了现今的南京市民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割裂。
这种“割裂”还表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以低廉劳动价格和优惠地租为基础的“长三角”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这种以城市化、国际化为目标诉求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传统“江南水乡”的地理和人文景观消失殆尽。苏锡常地区仅保留的像同里、周庄等几个“古”镇更似是包裹在林立的厂房和轰鸣的机器声中的“文化动物园”。这种现代与传统的割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化问题。只不过，在江南这里，因为历史积淀的深厚和现代发展的迅猛，这个问题更加突出罢了。
正是在这个“文化割裂”的语境中，西方现代社会学有关“怀乡”情结的研究便可以拿来作为借鉴。怀乡（Nostalgia）这个词是西方学者用来描写现代化环境中人们的怀旧情绪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瓦特拉娜•波依姆（Svcmala
Boym）在她的《怀乡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中所说：“怀乡是对已不存在，或者说根本没有存在过的家园的一种怀念。怀乡是一种若有所失、流落他乡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满遐想的浪漫情怀。”“初一看，怀乡是对一个地方的向往，但实际上，它是对不同时代的怀念，对童年、对梦中更为缓慢的节奏的怀念。”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江南”的怀乡也仅仅是基于一种文化记忆，甚至是文化理想的向往。白居易说“能不忆江南？”，那是因为斯时的江南还是存在那里的；而现在，只能说是“何处忆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