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受到SARS疫情影响，原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国家馆”，最后决定取消，原本由范迪安和王庸负责策划、囊括五位大陆艺术家的“人造风景”主题展览，非常令人遗憾地胎死腹中。　然而，本刊已经独家取得范迪安原本为大陆馆所写的策展论述，典藏《今艺术》特别为这些作品举办了一场“纸一展出”，让观众可以一窥“大陆馆”的雏形与风貌。

　　大陆馆去不成，香港馆与台湾馆仍然会按照原订计划出发参加第５０届威尼斯双年展“梦想与冲击”。北美馆工作人员将自五月底起分三梯前往威尼斯布展，本刊也取得台湾馆策展人林书民为“心感地带”所写的完整论述，与大陆馆展览论述作一对照。

　　香港艺术发展局表示，意大利方面并没有要求要隔离香港参展的艺术家，只有要求在入境后必须量体温；香港馆的艺术家与策展人员也将按照　原订计划前往威尼斯展出，将在六月六日前往威尼斯布展。然而，原本在主题馆侯瀚如所策划的《紧急区》中邀请的多位大陆艺术家，特别是广东快车团体，却可能面临无法参加的命运，但作品仍会如期到场参展。

国家馆策展人范迪安原主题论文：
　　　　　　　　　　　 “造境”的时代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大陆馆策展人范迪安

　　对于中国艺术界来说，威尼斯双年展已并不陌生，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不少艺术家连续几届被选入主题展，成为中国新艺术走向世界重要大展的标志。但是，在威尼斯建立中国馆，和以往艺术家被国际策划人选入威尼斯，在意义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从双年展的角度说，这一举动体现了当今国际艺坛对于中国艺术和华人艺术的继续关注，需要在更广阔的空间视域里形成展览的结构，以演绎具有『国际性』与『当代性』这两种性质迭合的文化主题；从中国艺术的角度说，建立国家馆，有利于根据中国艺术的实际，自主地推出本土艺术家，并由此检测本土艺术在「当代」的层面上与国际艺术对话和交流的能量，改变以往完全「被」选择的状况。因此，在威尼斯双年展建立中国国家馆，就像中国加入WTO、北京将举办2008奥运会、上海将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一样，标志着中国在经济上曰益融入国际运行轨道的同时，文化上也展开更为宽阔的国际交流。

　　作为政府行为，中国馆的项目实施也透过了在重要国际展览中遴选策展人和策划方案的机制。主管的文化部首先组成了一个由资深艺术家和评论家构成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有：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主编）、冯远（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等人，委员会邀请数位批评家和策展人提出展览方案后，从中遴选了我的方案。提交方案的还有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张晓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陈履生（中国书研究院研究员）等人。展览由文化部所属的中国展览交流中心主办。

　　我的方案是和黄笃（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一起酝酿，并吸收了王铸的意见后共同形成的。在最初的设想中，我们考虑，在威尼斯第一次建立中国馆，我们的展览要体现一种「新居」的意味，而更深的内涵，是要展现在「都市化」背景下中国艺术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认为，在两个世纪之交的时期，最能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视觉景观莫过于急剧的「都市化」进程，由此也带来几乎所有新的文化命题。

　　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都市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体验，传统与现代、个体与公共空间、人与周遭环境的矛盾、冲突，前所未有地在视觉和心理两个层面产生作用，使他们的创作无法不切入这个现实主题。他们惊讶于都市景观变化的心理反应，和穿行于都市空间的个人视觉，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新的论述特征和强烈的感性属性。

　　与此同时，「全球化」取代「现代化」成为今日中国人文化想象的新的中心，则加剧了艺术家在媒介上的拓展和在语言上的实验色彩，在适应国际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保持自我心理与外部世界的平衡。我们希望展览「营造」出一个有机的空间,个体的表述、共同的文化主题以及多种媒介之间，有一种互补互映的结构。

　　初入威尼斯，中国馆尚无固定场馆。2003年2月，主办单位组成了一个考察小组前往威尼斯选择场地。一到威尼斯，我就感到在场馆问题上遭遇了这一届的主题所言的「梦想与冲突」：国家馆集中的绿林城堡已无空地，旅美中国艺术家蔡国强曾告诉我，以他的经验最好选择军械库，但是那里已被主题馆所用。经考察，我们选择了威尼斯玛斯基金会提供的一个展场，这个场地的优点是位于圣马可广场，是几乎所有上岛人员的必经之处。两层的面积共约400平方米，也适合作为国家馆使用．但是，它的内部空间条件很一般，甚至局限了可能的想象。当然，「异地作战」的展览都不可避免遭遇与想象有差距的条件，这本身就是对策展人的挑战。我们并不能改变原先的构想，只能根据现场条件作出解决问题的设计。

　　于此，在中国馆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试图形成两个相互关联又有差异的空间。一个是艺术家对「公共空间」的描述，在这个空间里的视觉场景将造就关于「公共空间」的「陌生化」效果，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引人入胜、而又不可捉摸：另一个是艺术家对「个体」或「私密」空间的表述，他们用不同的媒介细致地叙述自己关于生存现实的感觉体验和微妙的，山理情结，释放出浓郁的个人气息。我以为，这样的展览结构或许能够体现今日中国艺术的文化特征。

　　在这样的策划构想中，我们首先选择了王澍和展望。建筑师王澍长期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传统建筑观念和语言，在今天都市建筑中运用的可能性。他对中国传统民居特别是中国南方民居的兴趣，使他在这次展览中将中国馆的入口及通道改造成一个具有中国古代园林意味的「场」。在我看来，他从中国大量运去江南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王澍实施了在「拆」与「筑」之间的转换方式，并用这种方式暗喻了一个今天的现实。而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一贯的「造园」或「园林的方式」，模糊了真实与虚拟、规则与迷乱的界限。如他自己所说，「不是把建筑品当作应予分析的人工制品，而是当作一种意识的体现：一种邀请人们去参观的一个假定世界的意识和体验」。
　　与王澍异曲同工的是展望，他的作品一向是用不锈钢翻制假山石。在中国的传统中，假山石是知识份子对自然的怀想与情感的寄托。展望用现代材料「置换」了真的石头，这种「置换」也正是文化符号的转换，以弥合传统和现代的心理断裂。这次，他将用不锈钢假山石和不锈钢餐具构成一组「城市山水」装置。我们给他的是两个空间，在第一个空间里，是这组作品的一半，透过玻璃镜面的反射，形成如同完整的书面。但当观众以为作品已经结束的时候，作品的另一半却在旁边的另一个空间里出现，「相同」而又「不同」、「整体」而又「断裂」的巨大的虚拟现实将出现在人们面前。

　　他们的作品将占据中国馆一层，提供的是关于「都市」的「文本」。它们给予观众的印象，就像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在中国都市景观面前，有一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可以得到满足，有一些关于中国的结论又将失落。其实，在中国本土生活的人，也经常有这种感受一一「都市化」进程的列车正无可选择地带动着人们。

　　在中国馆的二层，我们选择了三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仍然表述着关于都市的体验，只不过在体验中含带着更集中的个人怀想与关切。在媒介和语言上，则分别表现出「说」、「看」和「梦」这种个体的方式。其中，杨福东的录像艺术《天上天上，茉莉茉莉》是去年参加上海双年展的作品，他以基于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的生活，在作品里表现了都市青年男女对精神和情感的描述。他极有特点的镜头感和对私密话语的把握，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
　　
　　长期以中国民间艺术为资源搞创作的画坛老将吕胜中，这次为威尼斯做的是一壁书架，他用各种书籍的书脊拼接成一幅巨大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和假山石一样，在中国的传统中，山水画更是自然的象征和「可游可居」的理想世界。他用书籍「拼接」起来的「山水画」提供了犹如文人书房一样的环境，但是，随着观众的「参与」，所有的书将会在观众取下来又放回去的过程中失去次序，画面也将在展览期间被「解构」和「打散」。

　　第三个是刘建华，这些年来他一直用中国白勺陶瓷材料演绎现实的梦幻，这次他用白瓷材料烧制了大量的生活用品，装置成一个与梦境有关的场景。作品的精致性与易碎感得到视觉
的传达。

　　人们都认为，总策展人法兰契斯卡?波那米今年提出的「梦想与冲突」这个主题，是一个直接触及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和文化的主题。在与他见面的时候，我问及他对这个主题「泛政治」与「泛文化」的考虑，他表示，在今天国际政治与文化征候中，这个主题的确立几乎是「自然的]。实际上，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的现实而言，中国馆的策划构想也几乎是自然的。它与主题展的关系是一种回应、延伸而不从属的关系。在中国出现的急剧的「都市化」现实和文化上遭遇「全球化」的处境，制约了跨世纪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的变化，「梦想与冲突」也就在中国的现实之中。

　　在威尼斯这人大舞台上，每一届都有可能冒出一 些具有「当代」、「前卫」的东西，中国馆不企图走这条路线，它着眼的是自身文化的「前沿」。今天中国文化变化、动感与冲突的复杂性，在艺术家的视觉方式中就有直接的反映，表现为「人工」与「自然」的混合，「传统」与「今天」的杂揉，「拆」与「筑」的实验，「拼接」与「打散」的过程等情景。因此「造境」（Synthi-scapes）成为一个从动词转向名词、连接艺术语言学和艺术社会学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