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狂热的全球联络网中，交流与宣传为一体。王度的大型装置作品揭示了媒体耸人听闻的力量。在意识形态信息时代，艺术家以一个媒体替身的角色，演绎了其中立性的丧失。

　　PIERRE BAL-BLANC PASCAL BEAUSSE（以下简称B.B）：鉴于你对媒体的关注，通过把自己定位在信息处理链的末端，你确定能够在艺术领域中建立一个新鲜的职能。如你说的“记者的记者”的观念，它是否是现实的一种新的变化的后果，一种“后现实”？这种“后现实”理论认为如果没有图像，就没有现实。由于这些图像的集结体重构了现实，甚至代替了现实，你的想法是否由此发端？

　　王度：现实很快就成为了过去。如果说由媒体传达的信息消逝的话，那么现实更是稍纵即逝。就我的认为，媒体就是现实。哪怕它是一种虚设的、再加工的现实，但它同现实一样重要。

　　B.B：由媒体提供的现实视象是主观性的；它有同化和削弱的功能。在“新闻图像”里已经不存在重要性的等级制度了，相反存在着一种未分化定律:趣闻轶事与历史事件相混淆和相互抵消。这在你的《跳蚤市场--倒卖旧闻》（Marche Aux Puces-mise mise en vente D'infornation D'occasion）中很显著。

　　王度：由媒体——特别是由电视提出的模式，是一个信息和信息消费的社会。对于那些构成现实的不同事件,无论是时事的还是重大历史事件，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与否的看法，但它们不可能再以重要程度来归类，它们被赋予了同等的价值。在《跳蚤市场》中，我把所有的信息都混在一起“等价出售”。

　　1995年我就将这个方案的观念述诸笔端了。随后我开始回收大量在媒体中出现的图像，像编辑的工作那样，把它们分成不同的栏目：政治的、经济的、轶闻的、色情的等等。之后，选择更为具体。所谓选择，就是对图像的再定义而非图像自身的属性。以阿拉法特在联合国会议上昏昏欲睡的图像为例，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对全世界的政客而言，是一个苦命的象征，在跌宕起伏的国际地缘政治游戏中，他长期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他一开始就是棋局里任人摆布的棋子，他已经厌倦了。 　　B.B：《纸上谈兵》（Strategie en chambre）的主题是科索沃战争，在这个作品里，你真的实施了你作为一名“记者的记者”的计划。你必须刻不容缓地对时事及历史事件做出反应。此外，你完成这件作品花去的时间刚好与战争的持续时间一样长。战争刚一结束，你的作品正好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你是如何看待你的工作与新闻记者工作的同时性？要想超过媒体反应的速度似乎是不可能的。确切地说，你取消了在真实的时间与再现的时间之间的间隔，面对今天在媒体以及社会中起统摄作用的直接和真实时间的意识形态，它也许是艺术活动的特权，既是弱势又是优势。

　　王度：记者被动尾随事件，我则主动尾随记者。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我便开始了我的方案，并不知道战争何时会结束，那时我阅读每天所有的报纸。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协助下，法国、瑞士、德国几个大的报社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报纸和杂志来完成我的作品(还有直接从贝尔格莱德偷运来的大量日报)。

　　报纸是一种许多的艺术家当作材料用的物品。而我要的报纸是从战争开始直到5月25日这个期间释放的战争进展的消息。当然，这些完全不同的讯息正是来自激烈的媒体战争自身。无疑那些报纸并不客观，它们基于各自的集团利益而片面地报导战争。在我装置作品中的报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西方的报纸只报道科索沃难民，而南斯拉夫的报纸只报道我们在这里从未目睹过的残忍的轰炸场景。如你所知，你找不到不偏不倚的媒体，它带有偏见，都不中立,都是受政治经济影响的。

　　B.B：在你的装置中那些玩具是什么角色？

　　王度：它们的角色是虚拟图像。玩具有模仿现实的功能，是根据儿童如何看待现实这一想法而设计的，即使它离真实很远。我将媒体的现实图像和玩具虚拟图像并置、重叠，构成第三图像——另一种现实的观照。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装置命名为《纸上谈兵》。计划之初，我设想把装置设计成一个军事沙盘，用报纸和玩具模拟战争攻略的形象。在报纸堆中间有一个大弹坑，上方悬挂成群的玩具飞机等。后来根据具体展现空间，装置变成了我和助手们的即兴游戏，真的像个战场了，观众尤如身临其境。 　　B.B：你在装置的这个人工场景中对释放战争的潜势和信息同样重视。人们感到军方和媒体的操作方式异常接近……

　　王度：媒体可能稍许被动，但是它们在政治和技术上都是受操纵的。在慕尼黑Kunstverein的“Dial从for……”的展览中，我重装了这件作品的第二个版本。我用报纸做了一些飞弹，而发射导弹的目的是要击中一个确切的目标。那些记者们远离战场.躲进难民营里，在一场由政治和意识形态操纵的错综复杂的游戏中，用一种道听途说的方式进行采访,泡制战地新闻。媒体提供了一个重叠在真实生活之上的幻像生活,它们将现实挪为己用，并且通过这种途径构成一付与现实并行不悖的活的图像。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媒体创造的历史之中，这历史让我们远离现实。“纸上谈兵”是关于一个事件过程的转译，是对政治的、人道的、社会的质疑或演义,它有意混淆真实与虚假、幻像与现实、犯罪与清白、进化和退化等概念，以便重新定义那些关于政治的、人文的、以及社会的游戏。

　　装置中出现的这些高科技武器(报纸飞弹)类比媒体就是某种军事介入力量--就现实而言。

　　B.B你将消费品引入了你的图式的目录。

　　王度：实际上，在《一次性消费的现实》（Realite jetable）中，我对图像的消费与消费的图像做了个拆解合成的游戏,有一种双向关系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在此层面上，信息消费这种看法得到了延伸和演变,图像的消费同时实现了现实的消费。一次性的概念是快节奏的当代生活提供的：任何东西都只被消费一次——不管是快餐是信息还是现实本身。

　　B.B：在这个装置里，你的“立体图像”离开了基座或地面，挂在了空中。因而在展览中你加强了信息的非物质性和它呈现的固体性之间的对比。

　　王度：把作品挂在空间的目的就是要给人留下作品飘浮在空中的映象。这种生理现实会唤起视觉和心理上的反应，暗示着不稳定和不合理性。有一点很重要：与其他图像相比，我有意让雪豹无论是尺寸上还是数量上都主宰着整个展现空间。一般说来，日常消费的图像是人们熟悉的，但喜马拉雅山的雪豹则无人见过--也许它们不存在?是媒体发现了它们--“她秘密地统治着喜马拉雅山脉”。我强调这一点，是想说真正统治着现实的是媒体，它不停地告诉我们新的信息，而我们也不停地丢开，不停地再接受——无论消费与否。

　　从1994年起，我的方案大都由这个动机产生的。我实现每一计划，就像一位总编辑为他杂志所作的工作一样：信息回收、确定栏目、图像的大小及文本等。我把政治的、社会的、性的等等方面搅在一起，再定义成另外的事情。我处理媒体讯息的方法是完全照搬媒体处理现实的方法。

　　B.B：在模拟总编辑的方法时，你采用了铁路的原理作为你的计划构成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王度杂志"已经存在你的工作当中了，在那儿，你将事件非常精确地连接起来，无论是裂变的还是戏剧性的时刻。我们发觉这种媒体化的语式在《一次性消费的现实》中。

　　王度：有多种不同的观念支配这类组织对象的方式。此计划我选择对象的标准是运动性的。只选择与运动和活力有关的图像。此外，这些图像有与生俱来的异质。一系列的图像和意义将激发一种变化。由于，它们在空间中悬挂的动势是离心面向入口处，好像它们正要冲出展现空间之外。最后一点，当我制作这些“立体图像”的时候，它们分量很重，但当我把它们挂起来之后，它们就获得了平面图像的那种轻浮易损感。观众穿梭于不同图像之间时，会有复杂和冲突的感受。这是作品观念预期的效果：心理运动在图像差之间产生,迫使观众去整合图像之间的联系，而我只是这些盗版整合元件的提供者。

　　B.B：倒是很像在网络空间浏览……

　　王度：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不想制作那些预设为惊奇或思考的观看品，许多艺术家都那样做。面对那样的东西，观众所产生的仅仅是认识上或一般文化上的反应，没有牵引身体的那种能量。在我的计划中,观众会不由自主参与进这些运动内部，发生心理、生理上的反应。观众必须劳动起来。

　　B.B：你在《我的报亭》（Mon Kiosque）和《遛我的狗》（Promener Mon CHien）中都使用了迷彩伪装,是否都是来自于替身这个观念？

　　王度：在《阅兵式》中，我抹去自己的身份，成为装置不可缺的因素。在《遛我的狗》中，是相同的替身观念。我扮演士兵，我是现实，但被迷彩隐去了，而我的会说话的狗是一个媒体——宠物、朋友、儿子、情人或者我自己……有时，“我”和“媒体”互为替身。

　　B.B：《第三景观》（Luxe populaire）断言信息的概念如同丰富而无甚价值的商品，杂志的纸页已退化到跟垃圾没什么区别。

　　王度：那件作品首先显示的是一种不耐烦。生活中，把纸揉掉是平凡的表现不耐烦的情绪的反应。当我在报刊中寻找图像时，把纸揉成一团是我常有的无意识行为。《第三景观》就像是一堆媒体的垃圾。我们的现实被媒体化了，在一个不完整的生活形态中，我们置身于无从全面认知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这些纸团。其后果就是那些纸团构成了一个好看的风景——换句话说，就是一堆垃圾。那些纸团代表着我们在其间呼吸的生活的景观。这片风景与我们的房间、办公室，我们旅行去的地方是完全同质的。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 　　B.B从简单的纸团开始的到大尺度并被赋予物质性的雕塑，这中间存在着一个艺术上特有的反论。你所从事的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式过程来自一个无关痛痒的和嘲弄人的动作，从而达成与它的原型一样精确的人工制品的奢侈。

　　王度：当我开始实施《标本》（Relique）时，我有许多想法搅在一起，但我思考的基点是想制作一些信息的“纪念碑”。它已经是矛盾的。我翻那些杂志，看那些图像，读那些信息让我厌倦，有时我极不耐烦。《第三景观》的纸团是另一回事，我试图重新定义媒体是什么。一个无意识的动作让计划获得更多的东西。

　　B.B：在此，你将信息的循环终止在更远的点上，时而让它成为垃圾，时而让信息变得更为抽象。这对信息给出了一个更为全球化的景观,而不是将它隔绝抽离成碎片。 　　王度：没错,我会走得更远。这个计划发掘了我的工作。纸团是一个超级物品--它具有很强的塑性。

　　B.B：有意义的是，这个简单的可瞬间揉搓好的物品和它必要的大尺寸雕塑性复制的难度之间的反论关系。这呈现了在另一个层面上对所谓造型的定义。

　　王度：有两个极端在这个计划里。一方面它必须运用传统的高级工匠般的技巧精确地制复，另一方面它是个激进的观念。我让这两个极端间获得连接点。

　　B.B：你在《一次性消费的现实》中提到的那种活力经常在你的计划中出现。我们感到那个球已经被扔出去了,它并不是静态的、凝结的物体，它一直处于运动之中。 　　王度：我再造了一个景观。

　　B.B景观这个概念暗示媒体已经完全临驾于现实并在取而代之。

　　王度：媒体是空气、血液，是人工进化的生态系统。